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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企业决策为什么这么慢?
字号:  2018-06-22 15:01:48        日本 企业

记得2016年2月,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来日本谈判时,曾经面对电视镜头抱怨夏普公司的决策速度太慢。

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公司从2012年3月就提出和夏普联姻,希望斥资入股夏普。但是这次合作一拖就是4年,2016年才达成协议。当然,其中有夏普希望利用韩国三星和日本半官方投资基金“产业革新机构”的投资意向讨价还价的因素,也有日本政府方面担心液晶面板的核心技术流失从中作梗的因素,但是日本的企业决策过程时间长是普遍现象,不只是夏普,很多大企业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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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的企业经营方式在决策过程中采用集体协商审议制。所谓集体协商审议制是由基层部门起草文件草案,相关的部门负责人聚在一起审议,或者交给每个部门负责人巡览,然后在草案上盖章承认,最后交给决策者批准。决策者批准基本上就是走形式,关键是在各个部门负责人审议。

 

因此,很多的公司人员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开会。开会前要协调开会的时间,还要准备开会的议案和资料,这些资料都做得非常详细,有统计数字,有计划方案,还有各类需要各级人员了解的各种通知。文件的草案做得很详细,因为如果有错误会被领导认为工作不认真,在会议上被指出错误,不但要道歉,会后还要马上修改,重新将正确的文件送达会议的每一个人,这也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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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决策,不管是重大的还是日常的,都要在各种会议上协商,至少要通知大家,这样就变成了经过会议共商决定的事情,形成了一种责任分散和责任转嫁。即使出现经营判断失误,也找不到需要负责任的直接责任者。外国公司和日本公司谈判,经常抱怨不知道谁是决策者,社长上面还有会长,但是会长一般没有实权,和社长或者会长谈好的事情,如果时机不好,遇上人事变动,新上任的社长可能会全盘否定以前的方案。

 

因为公司里人事经常有派系竞争,如果遇到接任的社长是对立派系的,可能不愿意对以前的方案负责。在日本,负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事情,不仅要辞去社长或者科长部长的管理职位,有时还要被彻底问责,辞去公司的职位,这样就是人生的重大转变。

 

日本社会是一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社会。一旦失败,很难有机会翻身,这就是决策者希望分散责任和风险的意图所在。现在公司管理都实现了电脑化,很多公司都使用电子裁决系统,每一个部门负责人都可以在网上阅读文件,并对议案提出同意或者反对意见。即使如此,一个决议案也要花费数日甚至一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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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公司特别注重制定章程,企业的员工的一切行为都有章可循,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习惯,这就是企业做事的方式,即所谓的企业惯行。但是,面对全球化的大潮,投资、策划、生产、销售,同时,企业职工的国际化以及海外投资建厂,特别是像鸿海收购夏普这样的企业并购,企业文化不同,上层决策速度不同,这样,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日本企业有时显得纠缠细节,举棋不定,决策缺乏效率,这样便会坐失商机。

 

面对中国市场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后,首先是海外华侨回国投资,一个是语言相通,了解中国文化,知道如何打通关节;另一个就是中国人胆大,敢想敢干,宁可失败也不愿放弃赚钱的机会。相比之下,日本公司则非常谨慎,即使投资也要找台湾或者相关企业合作,摸清行情之后才敢大笔投资,但是,一旦决定之后,日本企业的集体协作精神便发挥效应,能长久发展合资企业,稳定收益。

 

这种文化和性格的不同也反映在当代。现在,很多中国人到非洲,中亚地区做贸易、开工厂,即使风险比较大也在所不辞,抓住时机的能赚大钱,但很多时候也可能血本无归。另一方面,虽然有时可以发现有日本人去非洲或者中亚地区生活,但是很难找到日本公司去那里投资,即使有商机,一般的公司也不愿意冒险,这就是决策时间漫长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的表现。

 

记得90年代初,笔者曾经陪同一家日本半导体顶级公司的社长去东莞视察合资企业,那家企业是这家日本公司和台湾的半导体公司合资经营的。那时正赶上春节前,所有员工年终一起聚餐,场面十分壮观。席间,台湾企业的总经理突然宣布要奖励在过去一年辛勤工作并创造出优异成绩的员工,掏出钱包拿出钞票要发红包,顿时会场内人声鼎沸,场面十分火爆。这下难倒了日方的社长,因为他没有权力独自决定临时发奖金,这些都是年度开始之前制定预算时要立项,而且预算执行也有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临时商量已经来不急。社长在股份公司里不能独断专行,不能像台湾的经理那样个人决策,来视察海外合资公司属于工作,自己掏腰包发红包不合情理。于是,那位日本公司的社长摘下腕表,当做红包发了出去。普通的中国员工在心里和表情上会对比日本和台湾的老总,腕表不如现金红包实惠,大概会认为日本人小气。

 

连顶级公司的经理都是这样,更不用说一般的公司职员,只能按照规章制度行事,很难随机应变,灵活对应。在当今变化莫测的全球化时代,日本企业的经营决策跟不上时代潮流,造成多家著名机电企业经营危机,夏普和东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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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企业,日本的政治也是如此,除了毫不犹豫跟美国跑最快以外,其他的决策都慢慢吞吞。放眼当今的东北亚,朝韩首脑拥抱欢笑;金正恩两次旋风般访华,中朝首脑商议半岛无核化;美朝首脑更是戏剧般地在新加坡会晤,打破了长达70多年的对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只有日本,号称有一批朝鲜问题专家,还有几十万的朝鲜侨民,最大难题是要尽快解决日本人质问题,小泉前首相甚至访问过平壤,但是,在当今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竟然找不到和朝鲜直接对话的渠道,只能置身局外看热闹,三番五次托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传话,求盟友帮助解决,结果在美朝联合声明中只字未提日本人质问题,安倍总理访美并打电话叮嘱都等于浪费时间。这也表现了当今的日本政治家缺乏像田中角荣前首相那样的应变的能力和抓住时机的政治魄力。(栾  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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